《生产队的那些事儿》徐振宁
生产队的那些事儿
文/徐振宁
“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当年，这首歌响彻大江南北，我就是唱着这首歌长大的。唱着唱着，歌声戛然而止。一道“社改乡”令，轰轰烈烈27年的人民公社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作为它的一级组织——生产队，也在集体财产的一片“叫行”声中雪融般瓦解。人民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创举，它的是是非非自有政治家、历史学家去评说。但作为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对生产队仍有着深深的记忆，对那段青葱岁月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愫。
队 长
人民公社的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既是一个劳动组织，又是一个经济实体。每个社员的物质收益和经济收益与生产队的收益好坏紧密联系在一起。队长作为生产队的“当家人”，是全队的核心人物。他的能力大小、干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全队的方方面面，也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队长的职权是，安排种植计划、组织劳动生产、决定开支分配等。一年一选，可以连选连任。当时有句顺口溜，“拔了棉花柴，干部就下台”。一年的生产分配结束之后，队长就不再理事，待新的一年开始之初选出新的队长。队长是由社员直接选举产生，绝对民主，远胜过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一同选举产生的还有队委会其他成员，其中副队长两名，会计、保管各一名，妇女小队长一名，委员一名。另外，两个生产小组各选出一名小组长、一名记工员。
选举一般是找一个暖和天，全队18岁以上的男女社员聚集在场院里，三人一簇，五人一群。男人一边抽烟，一边吹牛；女人们则一边忙着手里的活，一边私语着什么。冷眼一看似乎风平浪静，局内人则心知肚明，各个“圈子”都在互动。与西方大选不同的是，选举队长不搞竞选，不需演讲，不用拉票。虽然如此，个别想干的人也会在这个时候有所表露。到这个堆里抽袋烟，到那个堆里说说话，遇到平日里爱打闹的就开上句玩笑。虽不直接挑明，大家也能猜个十之八九。沉不住气的是那位急于当上“官太太”的老婆，这个堆里论论亲，那一堆里叙叙旧；就连平日里不太搭腔的，也“脊梁上背个香炉子——现烧香现念佛”，说上几句好听的。大队派一名干部来主持选举，每人一票，不识字的人找人代写。投票结束后，汇集选票，找出一名唱票人、一名记票人、一名监票人，全队男女老少都在现场围观。记票人在一块大黑板或墙壁上，根据唱票人的唱票，在得票人名下划“正”字。记票结束，按得票多少当场宣布当选人。选出来的队长，年龄一般在30岁至50岁之间，太年轻的没学全农活，经验不足、谱气不清，压不住阵；年龄太大的又缺乏虎威，震不住场。
生产队班子产生之后，研究出全年的谱气，召开社员大会，宣布“施政纲领”，对种植计划作出安排，对经济收入作出打算，对年终决算提出愿景。虽然大家相互稔熟，但新队长第一次亮相，还真得好好表现表现。那个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讲话开场白首先是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有一位新队长，没上几天学，大字识不了一斗，背不过几篇《毛主席语录》，只想着邻居家的对联写的是毛主席诗词：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但他既不理解，又背不全。只见他，憋足劲，楞头楞脑地喊道：“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筛了糠。”惹得全场人捧腹大笑，也让前任很不是滋味。说实话，生产队长没有几个是能说会道的。借用俺队长那句话：“能说出个‘子宫冒油’（子午卯酉）的真不多”。好在那个年代“根红苗正”比什么都管用。
队长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组织安排生产活动，根据农时确定今天干什么活，然后根据每个社员的年龄、特长等分工派活。张三去耕地，李四去浇水等等。如此这般，日复一日。当队长很难一碗水端平，亲的近的沾点光是很现成的。有个生产队的队长，安排他的“光棍子”大爷去喂猪。这个活轻，挣分多，还有便宜可赚。有一头母猪一直不怀孕，“老光棍”非常犯愁。一天，公社兽医站一位“土专家”来打防疫针，“老光棍”特意求教母猪不怀孕的事。“土专家”看了后说：“母猪太胖了，不易受孕。待要受孕，只能靠人工授精。”“老光棍”一听正中下怀，这不正是自己经常想的嘛！于是底气十足地说：“我是行，就是怕牠回头咬着我。”“土专家”一听，苦笑不得……
队长这一职务，虽然在当时官阶排序中位居“孙山”之后，但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公鸡头上那块肉——大小是个‘官''''”，而且还是个实权派。既有派活的权力，又对工分有着自由裁量权。因此是言出法随、一言九鼎，“叫你朝东不能朝西，叫你撵狗不能去打鸡”。听话的，龙颜一悦，上下嘴唇一碰，“再加二分”是常有的事儿；不听话的，明天兑现，不是歇工就是重活。让你“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状”，干吃“哑巴亏”。不光队长惹不起，队里的大大小小能管点闲事儿的哪个也惹不起。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得罪队长干重活，得罪保管挨称砣，得罪会计笔杆子戳，得罪挖大粪的——两勺顶一勺。
最让队长有神圣感的是挂在脖子上的哨子。每天早饭、午饭后，农忙季节甚至是凌晨，只要哨子一响，人们闻声而动、迅速集结，听从自己分兵布阵，还真有那么点儿“指挥官”的感觉。其实，队长这活真不好干，事儿太具体琐碎，不是伤姑就是惹姨，有时就连自己的老婆都有意见。因此，多数生产队都是一年一换人，很少有连选连任的。然而，一个生产队就那么百十号人，能任队长的屈指可数。二十多年来，基本上是“轮流坐庄”换了好几遍。
工 分
工分是社员出勤劳动的记录，是年终决算的依据。因此有顺口溜：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
每个社员按年龄划分为整劳力和半劳力，18岁以上者为整劳力，不足18岁的为半劳力。平时干“日工”，整劳力出勤一天挣六分，半劳力出勤一天挣四分。起早、摸晌或摸晚，根据时间长短，加一至二分。农忙时节，整壮劳力割麦子、收稻子、推土运粪、搬运庄稼、出夫等重活累活，一天挣八分、十分，再加两分小车分。
生产队没有作息时间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着日头走。干“日工”，最难熬的是四月老长天。天长夜短，人困马乏，太阳晒得懒洋洋，不等干活就犯困。一些调皮的年轻人爱说脏话：“春天的汉子，带不动个蛋子；春天的婆娘，夹不住根掴档。”干了大半晌午，好不容易挨到中间休息，人们的情绪立刻活跃了起来。上点年纪的人，三三两两聚在地头，抽袋烟、啦啦呱，说说笑笑。这时，凑过来一个“干烟子将”，一手拿张卷烟纸，一支手从“二叔”或是“三爷爷”烟布袋里狠狠捏上一撮烟，卷成一个大喇叭；待递回烟布袋时，又顺手拿来打火机。在他这一系列动作的同时，有人会套用他自己常用来掩饰尴尬的那句话嘲讽他：“怎么，又是走得急忘了带了？”这时，他并不急着搭腔，“啪”地一声把烟点上，深吸一口，停顿两拍，再从鼻孔里缓缓喷出。然后说道：“我比某某还强，孬好还带张纸，他直接是‘三干''''（不带烟、不带纸、不带火）。”说完，自己忍不住一阵干笑。青年们精力旺盛，坐在一起斗嘴磨牙、胡吹滥侃，说着说着互不服气，先是掰手腕，再不服就在刚翻过的地里摔跤、格斗，比干活使力气还多。妇女们则坐在一起各忙各的手中活，有的纳鞋底，有的织毛衣。她们不光手里忙，嘴也不闲着，不是东家长，就是李家短，说着说着就不约而同地扯到了自己婆婆身上，这不好，那不对，一箩筐“不是”下了山。约摸一顿饭的工夫，带工的抬起头，眯着眼看看太阳，大声招呼人们干活。有一次，一位公社驻点干部带工，在招呼大家干活时半认真、半狡黠地说声：“趁孩子们都睡了，再干气吧？”一开始，人们没弄明白啥意思。待明白过来后，小媳妇们转过身去偷偷地抿嘴笑，小伙子们则像是打了激素，朝着妇女们连吆喝带比划：“干！干！”
干“日工”挣分少，相对轻快些，比较适合中老年人；青壮年劳力们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愿意干“包工活”。虽然出力大，但挣分多，能与别人拉开距离。那个时候，全国大力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修正主义路线，人们谈“包”色变。“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队长也不愿趟那个浑水，只是对个别无法实行“大兵团”作战的重活急活采用“小包工”。这些活用人少、劳动强度大，往往都是由队长指定专人、限定时间，工分报酬明显高出“日工”工分，人们都争着去干。
那时，虽然分配收入不多，却总有一年到头干不完的活。自从1965年开始种水稻，更是连下雨、阴天都不得清闲。一遇下雨天，社员们戴上苇苙、披上蓑衣，不是拔草就是追肥。冬春季节“学大寨”，改山治水，平整地面。现在，人们看到的昌邑原野上，地平如镜、灌排配套，路林网格、道路宽阔，全是那代人车推肩抬，用了近20年的时间干出来的。当时，每个整壮劳力全年出勤都在三百多天，只有过年才能歇几天，不等过完正月十五就上工，实挣工分三千多分。用老百姓的话说：“连个长病的空都没有。”过日子哪有没点事的，有事怎么办呢？请假。属于赶集上店的，只允许上点年纪的，整壮劳力一律不批准。因此，往往是一人去赶集，也给其他人捎着买点急需品。某村有位老人，辈分较高，后生们都管他叫“三爷爷”。三爷爷见多识广，为人热情豪爽，用现在话讲是个“场面人”。他每次进城赶集，总是问问周边人有需要捎东西的没有。多数人会说：“过这穷日子哪有什么需要进城去买的。”有时，也有个别后生托他方便的话给捎斤旱烟。遇到这种情况，三爷爷总会满口答应。赶集回来，三爷爷不急着回家，而是先把烟给人家送去。一进门，后生忙问花了多少钱，把钱给他。三爷爷不急着回答，而是说：“你先尝尝怎么样？”后生说：“尝什么，三爷爷买的错不了。”三爷爷更加催促道：“你尝尝，值多少钱？”被逼不过，后生只好卷上烟，用火点着，深吸一口，慢慢喷出。这时，三爷爷一边盯着后生的脸部表情，一边连续催问“怎么样？”“值多少钱？”后生知道三爷爷是个爱“戴高帽”的人，正琢磨着如何“戏弄”一把。为了表示慎重，后生又深吸一口，缓缓吐出，然后很肯定地说：“这个烟公理公道地说，最起码得三块五。”三爷爷一听靠谱，面带喜色，微微点头。后生话峰一转：“不过让三爷爷买，三块二就拿下来了。”一听这话，三爷爷先是一楞，接着一拍大腿，大声喊道：“一点也不错！”其实，这烟是三爷爷花三元四角钱买的。他就是这么个人，爱听奉承话。回到家，再挨三奶奶一顿骂：“搭钱买经纪——喧那些臭本事。”事后，后生再把钱偷偷地送给三奶奶，不能让三爷爷知道。
不光是人挣工分，猪也挣工分，猪挣的工分叫“奖励工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号召“大养其猪”，一是为了增加有机肥料，二是为了增加社员收入。为了鼓励养猪，各地采取了一些奖励措施。奖励什么呢？堪当此任的自然是生产队的虚拟货币——工分。反正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无非是工分“毛”了罢了。养猪有“站圈分”“出栏分”“粪肥分”，各种分加起来，养一头猪可挣近两千分，相当于一个中等劳力一年的工分。
还有一种工分叫“补助工分”，是对烈军属、职工家属的一种福利照顾。这些家庭如果人均所挣工分达不到全队平均数的，一律补到平均数，其中烈属要高于平均数的百分之五。补助工分分两种：一种是实补，一种是虚补。烈军属是实补，即所补工分既参加粮草分配，也参加现金分配；职工家属是虚补，所补工分只参加粮草分配，不参加现金分配。
记工分是每天晚上的必修课，也是一天中最为休闲的时刻。记工屋里点着一盏罩子灯或保险灯，光线昏暗，人声嘈杂。记工常遇到一些生癖字，如掰棒子、孬黍子、打坷垃等。遇到这种情况，记工员多数是用别字代替，有时甚至自造个符号，一般无人介意，只要知道是个什么事就行了，但也有因此闹出笑话来的。据说，东乡一生产队，记工时一老汉自报找牛一天。“找牛”一词是传统文化中避讳脏话的方言词汇，类同夫妻间男女之事称之为“房事”“床席”等，以便交流时不失大雅，避免尴尬。自从推广普通话以后，说的人少了，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记工员是个初中刚毕业的女孩子，听不明白是什么事。拐弯抹角问清楚后，她心里想：不就是配种一天嘛。待去写时，提笔忘字，想不起“配”字怎么写了，干脆写了个“日牛一天，6分”。老汉接过手册一看，大为光火，“你说我X牛一天挣六分呗！”把手册狠狠地摔在记工员脸上，惹得满屋人哄堂大笑。
这时，也是全队一天最热闹的时候。劳作了一天，大家聚在一起，老人们抽袋烟、拉拉呱；年轻人则说说笑笑。尤其是一些爱开玩笑的嫂子、小叔子们，则说一些低俗的粗话，引得人们一阵阵大笑。有个别爱动手动脚的，说着说着就撕扯到一起，只听女的笑骂：“流氓，流氓！”到底流氓了些什么，黑灯瞎火谁也看不清，只惹得一群好事儿的年轻人一齐跟着瞎起哄。小孩子们则更是活跃，在人群中蹿来蹿去，玩家家、抓迷藏……
分 配
分配主要包括粮草分配和现金分配。
粮草分配严格按照“人七劳三”的原则，即总量的70%按人口平均分配，剩余的30%按工分分配，为劳动报酬所得。“人七”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障人人有饭吃；“劳三”体现的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以夏粮分配为例：假如某生产队收获6万斤小麦，交完公粮、留足种子后还剩2万斤。分粮时，先将70%即14000斤按人口平均分配，剩下的30%即6000斤按工分分配。人口没有年龄区别，只要是在7月1日前出生的，就参加当年的夏粮分配，与整壮劳力分同等数量的小麦。对这项政策，那些劳力多、无孩子的家庭意见很大，称是“数腚眼”。认为孩子多的家庭沾了他们的光，是他们帮助孩子多的家庭养大了孩子。当时，报纸上也以“到底是谁养活谁”为话题展开过讨论。讨论结果颇有道理，极具说服力：现在你是劳力，是你在养活孩子们；当你老了的时候，孩子们又成了劳力，再来养活你。这么易懂的道理，无可反驳。打脸的是编辑君没学过周易八卦，更不懂“灯下问鬼”，他怎么能知道，一个20多岁的“人民公社”一夜之间说没有就没有了呢？好在老百姓通情达理，没有人再为这事讨个“说法”。但从新中国成立到“大包干”，我们一个30几户人家的生产队共出生了80多个孩子却是不争的事实。也正是这批孩子，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主力军、新时代的创业者。七十年代后期，为解决这种不合理现象，力求分配更趋公平，对儿童及婴幼儿实行“定成”，即把未成年孩子从零岁到18岁，分成四成、六成、八成、十成4个档次。孩子在哪个年龄段就享受哪个档次的成数，分得相应数量的粮食。这种办法一直保持到“大包干”。
现金分配，社员们称为“开支”，是根据每个家庭所挣工分总数乘以当年工分分值,扣除所分粮草价值，即为应分钱数。正数者为“使钱户”，负数者为“欠钱户”，需交现金补齐。“开支”一年分两次，夏季称预支款，年底为年终决算。
生产队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粮食收入，即“公粮款”。待支付生产费用，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后，用于社员“开支”的现金所剩无几。我所在的生产队，一般年份每个工分分值在六七分钱左右，周边个别经济收入差的生产队毎个工分二三分钱。听亲戚传闻，东隅、西关临城靠店的村分值一毛多钱，柳疃、围子一些工副业搞得好的村分值更高，真让人羡慕不已。在那个年代，人们没有其它经济收入门路，生活保障全靠生产队的分配状况，就连姑娘找对象也要打听一下对方生产队的分配情况。为了增加社员收入，生产队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增加挣钱门路，如种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我们生产队还织草绳、做豆腐、烧窑、组织妇女给县抽纱厂绣花等。记得有一年全队开支一万多元，每个工分一毛钱，是开支最高的一年。有一户8口人6个劳力，分得现金近千元。他家大儿子拿着他爹的印章在支款单上盖完章后，高兴得手足无措，一把扯住正在围观的我，又将印章狠狠地盖在我的额头上。一些爱开玩笑的，指着我大声喊他爹的名字，引得在场的人大笑不止……
交公粮
老百姓所说的“公粮”，其实在计划经济时期称“统购统销粮”，属国家指令性计划，必需无条件完成。因此，交公粮是一项十分严肃的政治任务。现在一些男爷们借题发挥，把夫妻性生活戏称为“交公粮”，以此调侃这是一项必需不折不扣、无条件完成的任务。
每个生产队的公粮任务数，是由“入社”初期根据“地级”、亩数确定的。我为写此文搜集材料时，当问及我队的公粮数量，一位任过7年会计的族中长辈不加思索地一口说出：“三万一千六百一十七斤。”可见，当年公粮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视程度。我们生产队共有土地263亩，人口一直在一百四五十人左右(“大包干”时参与分地的143人)，无论按地亩还是人口平均，交公粮数在当时都是比较高的。公粮任务数是全年任务，但上级要求夏粮一季完成全年任务，也就是说只收小麦、不收杂粮。
那个年代，小麦收割没有机械，全靠人工。俗话说：“三秋不如一麦忙，三麦不如一秋长”，麦收是一年当中最忙最紧张的季节。忙归忙，但人们心里充满着一种喜悦，因为忙碌了大半年的麦子就要上场了。临近傍麦口，队长开个“战前动员会”，安排物资准备、人员分工、场院防火，强调麦收纪律等。同时，发放“预支款”，允许社员请假赶集购买有关物资。全队上下雷厉风行，迅速进入备战状态。场院里主要是添置一些杈、耙、扫帚、麻袋、经绳等；负责赶车的则开始维修车马辕具，找齐绞锥、纹绳、网圈、火杈等，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给牛马“掛掌”，换双新“鞋”。各家各户准备的更是细微周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章丘镰刀、细磨石那是必备。而且提前把镰磨得闪光锃亮，削铁如泥。每人准备一套“行头”，包括旧衣服、帽子、套袖，打扮的头紧脚紧，脖子上扎一条毛巾，既可擦汗又能防尘。后勤保障也很重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各家把平日里舍不得吃攒下来的细粮磨成面，准备着擀饼、蒸卷子。赶集买上几斤小干鱼、虾皮子，再买上几捆鲜蒜头，这就算是办齐了。说实话，这个时候就是有好东西也没空做，做了也没空吃。牲口也是主要劳动力，也要备下精料。主要是麸子，具有清热败火作用。因为各家都磨了麦子，或多或少都有点麸子，队里一般都是以高于集市的价格收购本队社员的，“肥水不流外人田”，而且是付现钱。有一个生产队，队里有个“光棍”不十成，听见保管员在街上挨家收麸子，为了多换几个钱花花，灵机一动，在麸子里掺上两捧细面，拌匀卖掉。回来后一边点钱，一边得意地嘲讽保管员说：“真傻，真傻！我掺了两捧细面都没看出来。”
“芒种三日见麦茬”，一般年份“芒种”过后三天人们就开始陆续收割了。后来水肥条件改善，小麦成熟期后延，昌北多数是在六月十二号前后“开镰”。割麦子在所有农活中是最显本事的“把戏”，属“单兵教练”科目。两腿前后分开，脚尖踮地，身子半蹲半弓，顺势前倾，麦子夹在胯腋之间，脚步随着挥镰边割边挪，老百姓形容说是“四䙌子往前挨”。割得快的手脚协调，不慌不忙；割得慢的手忙脚乱，有的累成“呱哒脚”，走起路来两脚平面落地，医学上叫“腓总神经损伤症”。全队三四十人一字排开，两人一伙，前者打约后者捆；孩子们跟在后面捡拾遗落的麦穗；上年纪的老人装车搬运。麦子运进场院，一些不能参加割麦子的中年妇女和小脚老太太，开始梳麦子、铡麦穗、晒场，选择日头毒的中午，用牛拉着碌碡打场。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公社有了大型脱粒机，才算是用上了机械化。“十年八年，夏至割完”，大约十天左右时间，小麦全部割完，集中力量突击打场、晾晒、交送公粮。
交公粮的关键词是“晒干扬净”，“头遍”场打下的麦子成实饱满，出面率高，社员们晒三四个日头,队长反复用牙咬试。待觉着干透时，组织扬场，将收拾干净的麦子用麻袋装好，套上马车，安排七八名壮劳力随车到公社粮管所交售。粮管所工作人员随机取样检验水份和杂质，合格的卸车入库，开具票据；不合格的或重晒或过筛。上级规定，必需先按质按量完成夏粮任务，再留足明年小麦种子，剩余部分才能由社员分配。但往往是交完公粮又要交“爱国粮”，有几年还为了向毛主席献忠心，再交一份“忠心粮”。三下五除二，几近“囊橐无余”。记得有一年上级要求不准多分，每人不得超过五十斤，俺队每人只分了四十九斤，是最少的一年。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由于改善了水肥条件，产量有所提高，每人分小麦在二百斤左右。尽管如此，人们对交公粮的热忱与虔诚，年复一年从未改变。
出 伕
“出伕”一词并非官方语言，没有明确的定义，现在为青年读者说明白更是挺费周折。举个例子，可能对读者理解有所帮助。民间故事《孟姜女哭长城》中，孟姜女的丈夫范喜良所从事的工作就带有“出伕”的意思。当然，那是万恶的旧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水利建设。我们县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指示指引下，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先是重点解决抗洪除涝，继而蓄泄兼顾、灌溉兴利，再到统一规划、综合治理的全面农业建设。先后对潍河、胶莱河、虞河及内地小河流治理，兴建峡山水库、峡山灌区配套及沿海筑防潮堤等项工程。据记载，自1949年至1985年36年水利建设统计，全县共完成土石方37055.8万个，付出劳动工日19997.7万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农业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广大老百姓扎下了富根。然而，如此巨大的工程量，在那个机械化程度极度低下的年代，都是靠广大民工一锨一铲、车推肩抬干出来的。民工参加这些工程建设被称之为“出伕”。
上级安排的工程有地区的、县里的、公社的，也曾参加过省里的辛大铁路和国家的海河治理工程建设。一般是上级把任务分配到大队，大队安排各小队“出伕”人数，小队落实具体人员。各小队有副队长带队，大队出一名干部“带工”（多数是民兵连长）。另外，根据人数多少，或以大队为单位，或以小队为单位安排炊事人员。
人民公社时期，“出伕”还是挺有点阵势的。各级成立工程指挥部，由有关领导任总指挥、副总指挥，从有关部门抽调得力人员，组成政工、宣传、工程、后勤等办事机构。工地上，喇叭声声，红旗猎猎，人声鼎沸，车水马龙；语录牌、宣传栏四处林立，标语、口号琳琅满目。当时常用的标语有“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学大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等。大喇叭里整天播送革命歌曲、报道先进事迹，鼓舞干群斗志。记得有个公社的广播站，新来一位女播音员，文化不高，声音高亢。在大喇叭里高喊口号：“大干苦干加二十三干，誓把我县建成大寨县。”公社领导一听有问题，通知赶紧停播，追查责任。原来报道员写的是“大干苦干加巧干，誓把我县建成大寨县”。因手写体，把“巧”字写的像阿尔伯数字的“23”。播音员新来乍到，不熟悉当时的政治术语，闹出了这次播音事故。后来，人们一直当笑话流传。
“出伕”真是又苦又累，当时的情景，现在的年青人难以置信。水利工程施工都是在冬春季节，天寒地冻，铁镐刨在地上，一镐一个小白点儿，只好用火烤化冻土才能施工。有时是半泥半水，人们站在彻骨的泥水里劳作。衣服被汗水浸透，一停下来立刻冻得绑绑硬。有的工程用小车推，有的工程只能用肩抬。记得1965年干夹沟河工程时，两人从河底抬一大筐泥，爬四五米的陡坡，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我队一个19岁的小伙子，因劳累过度吐血不止，在工地上用担架抬到县医院抢救，诊断为脾破裂。6名同去的民工主动为其献血。虽然当时保住了性命，但因术后营养不良，体质极度虚弱，7年之后离开了人世。当时，食宿条件极其艰苦，所有人都住在当地老百姓的偏房屋、车屋、过道里。七八个人挤在一起，勉强躺下，连翻身的空间都没有。一旦起来解手，回来就没地方躺下了。汗臭味、脚臭味、屁臭味，再加上烟呛味，既有混合型，又有复合型，浓厚纯正，一臭全庄。晴天，躺在被窝里数星星；遇到下雪天，凛冽的西北风夹着雪花直往被窝里刮。五六十年代多数是自带干粮，就着开水啃咸菜。虽然现在看那时很苦，但当时的人们也没觉得有多么苦。因为他们饱受解放前贫穷饥饿、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生活，从心眼里感谢党、感谢政府。解放后，走集体化道路，没有了贫富差距，精神舒畅，出点力气算不了什么。到了七十年代，水利工程的作用逐渐发挥出来，粮食逐年增产，“出夫”时不用自带干粮了。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细面馒头管饱，或熬咸汤，或炖白菜，这对于整天在家吃窝头、啃咸菜的民工来说，简直就是过大年。那个时候，人的饭量大得惊人，一顿能吃三斤干面粉的食物。民工去伙房领饭，都是把四两一个的长馒头摞满胳膊，称之为“吃一挎”。我一发小，1976年参加胶莱河治理工程，回来后见到我，撩起衣服，捏着足有二指厚的肚皮，向我炫耀工地上的膳食生活。
“出伕”固然很苦，但更让人难熬的还是精神上的空虚。每次“出伕”时间，短的半个月，长的四五十天，修建峡山水库时间更长。收工后回到驻地，吃完晚饭，一帮大男人聚在一起别无二事，唯一话题就是说女人。二三十岁，正值荷尔蒙旺盛期，四五十天不回家，对女性的渴望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看见个老母猪都会觉得是双眼皮”。治理胶莱河时，有一天，一位妇女从工地旁路过，民工们个个就像是蚊子见了血，异常兴奋。上千人停下手里的活，怪声怪气地喊叫：“嗷——，嗷——”这阵势，吓的那位妇女连路都不会走了……
公社指挥部驻地有一个专为民工服务的门市部，一位女服务员虽模样一般，但在民工眼里却胜过天仙。每天晚饭后，不少民工有事没事都要徒步四里多路到门市部转一转、看一眼。那个年代，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构成社会的两大阶层，非农业户口是上层社会，农业户口是下层社会，二者有天壤之别。再加上当时物资奇缺，大多数生活必需品都是限量供应，就连打斤火油、买盒火柴也得托关系、“走后门”。服务员是“吃国家粮的”，平日里就自恃高人一等、傲气十足，态度蛮横。现在，面对一帮“出伕”的民工更是冷眼相向、恶语相加。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乐此不疲。有一个青年民工，尚未结婚，在他人怂恿下，以买打火机火石为借口到门市部搭讪。问：“有火石没有？”回答：“没有。”小伙子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口头禅”：“我X。”女服务员一听以为他出言不逊，是在骂人，本想反问：“你骂谁？”谁知一急说成了：“你X谁？”小伙子本来就腼腆，被她这突然一问，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本想解释说是自己骂自己，结果顺着服务员的话就说成了：“我X我。”女服务员不依不饶，以为你骂你自己也不行，遂说道：“你X我就行了？！”这一番对话惹得满屋人哄堂大笑。小伙子红头涨脸，灰溜溜地跑了。
有一个生产队工程进度慢，成了全公社倒数第一，被公社指挥部点名批评。原因是民工之间闹意见，推车子的埋怨拉的不使劲拉，拉车子的埋怨推的不使劲推。队长出面调解，也没解决问题。全队就这么几个男劳力，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最后只好换了几位女劳力来拉车子。谁知道，这一换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男男女女在一起说说笑笑，气氛也活跃了，干劲也大了，效率也提高了。经过几天大干，后进变先进。公社领导知道后，来总结经验，以便指导面上工作。领导问带工的：“你们后进变先进的经验是什么？是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还是采取了其它鼓励措施？”带工的回答说：“都不是，只是换了几个拉车子的。”领导说：“以前不是也有拉车子的吗？”带工的说：“俺换的是女的。”领导不解地问道：“怎么，女的劲大？”带工的笑着说道：“不是女的劲大，俗语说得好，‘母牛领道，强其加料’。你想想，前边有个大闺女，他能不使劲吗？”说得全场人哈哈大笑。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几乎每年都有“出伕”任务，经常是地、县、公社压茬安排。这边工程没干完，那边任务又分下来了，社员们苦不堪言。由于工程多，队里的整壮劳力少，一些人就成了出夫“专业户”。每年种完小麦，卷起铺盖，推上小车，投入到浩浩荡荡的“出伕”大军中，南征北战，改山治水。当时有个口号是“干到大年二十九，吃了饺子再下手” 。柳疃人民公社有位民工，腊月二十九回到家中，见老婆拉着一帮孩子，什么年货也没顾得置办，连副对联也没买，心中一阵凄楚，遂自拟对联愤笔写出。上联为：年年出伕，下联是：回回有我。以此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写完后，他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仔细一想，怕引起祸端，招来麻烦，又写出横幅：兴修水利。算是掩饰了一下自己的不满情绪。
五 保 户
“五保户”政策是社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解放前，由于贫穷、疾病、战争等原因，广大穷苦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那些鳏寡孤独及残疾人群，更是艰辛困苦、无依无助。新中国成立后，走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贫困群体的生活保障问题，对丧失劳动能力、无依无靠的困难群体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治病、保丧葬”的“五保”办法，把这些人养起来，让他们享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那个时候的“五保户”，上级没有具体的抚恤标准，也不发钱物，都是由所在生产队一包到底。每到分粮草时，生产队按平均数为其送到家‘如果吃完不够时，再到生产队里要。一旦生病，由大队卫生室为其打针吃药，病重期间，安排专人日夜陪护。去世后，按照政府规定和当地习俗为其办理丧葬事宜。上世纪七十年代，峡山水库周边一位“五保户”老人去世，大队按当地习俗为其办理丧事 ，在“发盘缠”找人“指路”时犯了难。按习俗规定，“指路”人要与死者具有继承关系。这可怎么办？最后做通了一个“老光棍”的思想工作，并答应为其多记两天的工分。这个“老光棍”虽文化不高，但平日里却是油嘴滑舌、爱出风头，今天这差事又是个抛头露脸的好机会。只见他扯开嗓子，即兴喊道：“王老太，五保户，书记让我来指路。饿了你去上饭店，渴了你去下水库。什么事情没办好，回来再找村支部。”原本悲痛肃穆的丧事，让他这一闹腾，惹得人们笑成一片。
到了人民公社后期，多数公社办起了敬老院，对“五保户”老人实行集中供养。各大队根据入院人数，交纳一定数量的小麦、大豆，作为他们的生活费用。敬老院条件好、护理周到，“五保户”老人们在这里住得很开心，成了他们颐养天年的好去处。这种“五保”形式，一直延续到“大包干”之后的很长时间。
徐振宁 写于二零二零年十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