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 天南地北昌邑人

作者：姜在灵，曾任济南市建筑管理局局长（副厅级）、济南市开发总公司总工程师、山东省规划委员会专家组组长、主任委员。

        1943年那年，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候，日本鬼子疯狂地侵略中国。鬼子经常带领汉奸二鬼子，对八路军游击区和广大农村进行大扫荡，推行“三光”政策！到处烧杀抢掠。

初秋的一天早上，天还灰朦朦的，一阵枪声将人们惊醒，就听人言噪杂，鸡鸣犬吠，有人喊“鬼子来了，快向北洼跑啊！”

我们姜家泊村向东北走5里，是东冢、大窑，再向北走二十余里，就是海边北大洼，那里因海水经常涨潮落潮，形成海边漫滩，杂草丛生，一望无际，鬼子来扫荡，我们一般都是躲藏在那里。

父亲丢下我们祖孙老小六口人离开了我们。鬼子来了，更让我们饱受这颠沛流离之苦。母亲急急地把我们四个孩子推喊起来，慌乱中抓了几件衣服和一些窩头，一手抱着我这个四岁的孩子，一手牵着其余的三个孩子，和老奶奶一起，相互拉扯着，追赶逃难的人群。

这时，八路军游击队已经在村南潍河北岸沿河挖好了掩体，与南来扫荡的鬼子接上火，狙击鬼子掩护群众转移。我家老小六口人，跟随人群一路奔跑，就像被恶狼躯赶的羊群。

什么叫国破家亡？什么叫逃荒逃命？孩子们在课本上念到的这些词，牢牢地记到自己的脑海里。

太阳徐徐地从东方大地升起，此时，我们已进入了一望无际的北大洼。这大洼是渤海南岸莱州湾附近的一大片盐碱涝滩地，滩地开阔，半泥半水，水草丰盛，生长着一丛丛黄须菜、荆条柳什么的。人躲在其中，高可没顶。我们实在跑不动了，腿痛腰酸，只好分散隐蔽在浓密的草丛泥水地里。

不一会儿，听到鬼子的三八大盖儿“叭勾叭勾”地由远至近，子弹呼啸着划过头顶，震落的枝叶掉在我们身上，我们紧紧地趴在泥水里，一动也不敢动。鬼子和汉奸的喊叫声不时传来，并不断打枪搜寻目标。有一个孩子耐不主性子爬起来跑，被鬼子像打兔子一样，当场打死。

火辣的太阳当头照下，闷热的天气蒸发着混着腐烂动植物的海洼污水，无情的蚊子、毒虫子在身上叮咬。身体浸泡在泥水里，皮肤泡发，变成了白色。中午，母亲递给我一块干裂的窝头，我口干得无法，低下头喝了几口身边水坑里的积水。不知是因为喝了脏水，还是因毒虫叮咬感染，我开始发起烧来。第二天，高烧仍然不退，脖子连着腮都肿了起来，疼痛难忍！远处的村子里还在冒着浓烟，鬼子的扫荡还未走，我们只好趴在这里，忍着、靠着。，在泥水地里苦熬了三天三夜，我高烧继续发展，脖腮高高肿起，带动头、耳、口腔都疼痛难忍，不敢扭头张口。好歹盼到鬼子走了，我们才返回了村庄。

这一天，听说八路军的抗战医院又回到了我们村，奶奶和妈妈无法，只好把我送到了这所医院看病。医院住在我们村有名的四合院式二层小楼内，这里原来是本村在外经商的姜言浙家宅院，战时家人都移居他处。这里安静、宽敞、安全，八路军的抗战流动医院经常在此留住。那时的八路军抗战医院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说是一所医院，实际上只是一个战场救治中心，条件十分简陋，主要是抢救战场下来的伤员，手术取弹，伤口处理，截肢等。因为时刻在与敌人作战，前线的伤员不停地送来，抢救伤员任务十分紧急、繁重，按理说，是不会接收老百姓病号的。我奶奶救孙子心切，也不管人家收不收，竟自背着我去找这所医院。

我们一进门，就看见医院的墙上挂了一些标语和人体结构图画，我们都看不懂。妈妈抱着我走进医院的一间病房，一位姓魏的八路军叔叔热情的接待了我们。让我躺在床上，向我妈妈仔细地讯问了我的病情，又小声说了些什么，奶奶、妈妈不情愿地走出房间。

魏叔叔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微笑着对我说：“小孩，躺好，不要怕，让我看看”。他在我的头、脸、脖子、肩膀等部位抚摸按压一阵后，用一条白毛巾盖住了我的脸和眼睛。之后，又叫过来几个人，分别攥住了我的头、双手和双脚。我感到在我最肿疼的脖腮上，抹了一些凉凉的药水，非常舒服。突然，好像是一把尖刀刺破了我的腮脖子！我感到钻心地剧痛，哭叫了起来，但那几双有力的大手，牢牢地按住了我的头和全身，让我动弹不得。刀破处，什么东西顺着脸颊脖流了下来，然后又在伤口处挤、擦、切、缝，一阵又一阵的剧痛，我痛得全身大汗淋漓，4岁的我无力抗争，只能听任他们摆布……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听见有人说：“好了，好了！”这才解开了盖我眼睛上的毛巾，扶我站起来，那人对我笑着说：“小孩，别哭了，病好了！”。

原来，那时侯的八路军抗战医院，药品非常紧缺，特别是做手术用的麻醉药，因为受日本鬼子的严密封锁，平日经常无药。战士们受伤开刀动手术，甚至像破腹、截肢这样的大手术，都没有麻醉药，全靠战士伤员坚强的毅力，咬紧牙关硬挺。当时魏医生就已诊斷岀，我患的是急性化脓性甲状腺炎，因耽误治疗，让病情加重，必须立即开刀。但因无麻醉药，大人可以讲道理咬牙挺住，小孩不行。这才找来四个战士把我按住，强行动了手术。

魏叔叔拿毛巾给我擦汗，指着身后的几位八路军战士对我说：这几位叔叔也是伤病员，开刀也不用麻药。我这才注意到，站在我身边的那几位叔叔，有的还缠着绷带，其中一位大个子叔叔只有一条腿。他笑着说：“你看，是那把锯把我的腿锯掉了！”。我抬头向墙上一看，上面挂满了各式的刀具，其中，还真有好几把细齿锯，我当时也不知是真是假。

整过治疗十分成功，我奶奶和我妈妈被感动的走进房内，向搭救我的八路军同志表示千恩万谢，但他们义务为老百姓服务，医疗费用分文不取。 由于医术高明，特别是给我用了当时奇缺的消炎药，治疗一次成功。至今，留在我左面脖腮上一串清晰的疤痕，作为历史的纪念。

1958年我考上了山东建筑学院，来到了济南。我曾遍访省城各军、民大医院，去寻找这位姓魏的、好像名字叫魏同的大夫，我也曾到解放阁、英雄 山的烈士名单上查找。有不少姓魏的烈士，但未能见到这位魏同大夫的名字，更不知道当时按住我手脚为我治病的那四八路军叔叔的名字。但愿在这些名单上，没有这些叔叔们。

  愿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