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秀中学（1925—1937）是昌邑最早的中学，开昌邑中等教育之先河。这所学校，实际是从1907年成立的私立育秀小学堂发展而来。关于私立育秀小学堂的历史，目前因资料匮乏零散，尚缺专题系统研究，谨梳理有关资料，以还原其大概。
一、创建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体系。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被西方坚船利炮所颠覆，一批有担当的知识分子苦苦追寻，探索社会变革途径。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清朝政府为维护统治，推行了一场近代化改革运动，史称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以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主导，涉及军事、工业、教育等多领域。在教育领域，洋务派创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堂，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近代化人才。然而，甲午战争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让更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仅仅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器物”远远不够，必须从制度、思想层面进行根本变革。维新变法运动随之兴起，虽然仅百日便告失败，但“废科举、兴学堂”的主张已深入人心。1905年，清廷正式下诏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的浪潮席卷全国。
废科举、兴学堂的过程，主要经历了从局部改革到彻底废除的三个关键阶段。一是在洋务运动时期，面对外交和洋务人才紧缺，清廷在不触动科举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增设“洋务”科目，并创办了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等新式学堂。不过，这些学堂毕业生只能获得与科举相当的“出身”，尚未动摇科举的根本。二是“清末新政”时期，清廷实行科举改革，废除八股，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与“各国政治艺学策”，试图在科举框架内塞入西学内容。清廷先后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章程》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确立“忠孝礼法”为办学根基，将学堂分为普通、师范、实业三类，明确各级学堂的宗旨、年限与课程衔接关系。此时科举与学堂并存，各类新式学堂虽开设数理化，但仍以忠君、读经为首要任务，新学堂因毕业生没有功名出路而招生困难。三是彻底废除科举制。1905年日俄战争中，“立宪小国”日本战胜“专制大国”俄国，促使袁世凯、张之洞等重臣先后多次联名上奏，清廷遂于9月2日下诏：“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彻底终结。
《钦定学堂章程》虽颁布但未实行，而《奏定学堂章程》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实施的近代学制。《章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开端，改变了官学、私学、书院等旧形式，为新式学制开了先河。新式学堂在各地迅速推广，并建立了小学、中学、大学三级体系。此后，清廷将原赋予京师大学堂的全国教育行政管理职能剥离，于1905年设立了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基本结束了全国各地办教育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成立大会。中国同盟会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合并而成，是晚清时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一个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成立后，在国内外分设9个支部，国外有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4个支部，国内有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国内的东部支部设于上海，西部支部设于重庆，中部支部设于汉口（今武汉），南部支部设于香港，北部支部设于烟台。北部支部管辖山东、山西、直隶、陕西、蒙古及东三省，这些支部之下还设有各省分会，形成覆盖全国的组织网络。
同盟会的北方支部设于烟台，说明山东早期加入同盟会的人员多，且比较活跃。据丁惟汾《山东革命党史稿》记载：“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八月，中国革命党宗主孙总理文襄建同盟会于日本东京。时我各省留日学生多加盟入会，吾山东加盟者有徐镜心、丁惟汾、蒋衍升、齐树棠、谢鸿焘、彭占元、张传一、王善谟、赵踵先等十余人。中国革命党克巩其基始此，山东有革命党始此。”依据现有资料，昌邑人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当数陈干（字明侯）。《山东革命党史稿》记载：“时昌邑人陈干，武勇有干略，惟汾使人往见干而说之。干至，大器之。干为人倜傥多奇气，曰：‘吾何取于分部，宣誓请至本部图之。’章炳麟时居本部，筦执枢机，惟汾介干见之，干卒宣誓本部，时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也。惟汾主盟于此始。是岁为丙午，至辛亥返国，凡五载，加盟日京者凡三十人。”《史稿》清晰记载了陈干入盟的时间、地点和介绍人。另外，在日本入盟的昌邑人还有张书绅（字子佩）、张怀谔（字士一）和刘克举（字选卿，昌邑十区人，今属平度）等。随后，在国内入盟的昌邑人，有于恩波（字沐尘）、肖兰池（字香坡）、王廷俊（字彰民）、李长庚（字亦白）、齐元英（字东野）、朱文海（字镜清）等。
丁惟汾在《史稿》中提到：“革命党之始事，以传播主义始。”同盟会在山东成立之初，首先创办报社，出版了《晨钟》《山东白话报》《渤海日报》等进步报刊，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同时，革命党人认识到：“其爬罗豪英而陶铸者，莫急于兴学。”于是，他们广建学堂，时称“公学”。山东早期创办的著名“公学”，有济南的山左公学、烟台的东牟公学、青岛的震旦公学以及即墨的胶莱公学等。1906年2月，刘冠三在济南创办山左公学，是同盟会在山东创办的第一所公学，山东各地进步青年很快就集聚于此，公学成为山东同盟会的重要活动机关，丁惟汾记载曰：“省方革命胚胎自此始”。此时，于恩波获知山左公学崭新的办学思想，耳目一新，主动于莱州中学堂转入山左公学，并由刘冠三介绍入盟。丁惟汾在《山东革命党史稿》中明确记载了在山左公学早期入盟的有邵麟勋、刘溥霖、于恩波、毛守枢、王凤藻等。由于山左公学初创即声名在外，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加入，开学之初即达二百余人。其中，昌邑有多人参加，有史料记载的除于恩波外，还有同盟会会员李长庚的儿子李树俊。李长庚遇难后，其同学宋逵升为其撰碑文曰：“子一树峻，肄业山左公学，有隽才未可量也。”
山左公学的政治动向，很快引起官府警觉，遂多方阻挠和压制。1906年冬，“山东道员方延年与冠三素有嫌，诇知公学系革命机关，至是代理提学司，遂将公学查封。”（摘自《刘冠三传》）此后，刘冠三被迫离开济南，辗转多地宣传进步思想，联络革命同志。1908年初，他与陈干携手在青岛创办震旦公学。同期，谢鸿焘、徐镜心等在烟台创办东牟公学，成为革命党在胶东地区的活动中心，各处公学遥相呼应，同盟会在山东的活动迅速掀起高潮。
山东同盟会活动传播迅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传播源的“双核”体系。居于胶东的烟台，是同盟会早期在国内建立的五个支部之一，与建立于日本的同盟会本部联络方便，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而济南居于山东腹地，是山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还是同盟会北方支部辖属的山东分会所在地。两地通过青莱登官道密切联系，革命党人频繁往返，沿途建设一批“秘密机关”作为掩护革命党人往来和聚集的“驿站”，成为当时形势急需，这种“秘密机关”就是学堂。
于恩波自进入山左公学后，受恩师刘冠三的影响，积极投身于革命宣传与组织工作。随后，由刘冠三和杜佐宸介绍加入同盟会。1906年底，山左公学被查封，他回到家乡于家郜。其时正值春节，他借节日走亲访友之机，约见了邻近村庄的好友明余三（明家郜村人）、王廷俊（王家楼村人）、张书绅（义气村人）等，和他们讲了在山左公学所见所闻，分享民主革命思想，并动员他们一起创办新式学堂，以传播进步理念。众人深受鼓舞，决定在于家郜村创办一所新式学堂。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
刊登山东省历年学校设立情况表
清末，清政府推广新式教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经费匮乏，便提出“以地方之财办地方之事”，鼓励地方自筹经费办学，庙产由此进入政策视野。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奏定劝学所章程》规定：“查明某地不在祀典之庙宇，乡社可租赁为学堂之用。”该政策引发了全国性“庙产兴学”的潮流。根据张玉法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上册）第403页统计表编列，自1900年至1911年间，全省共创办初等小学堂1176所。其中，1907年是山东省初等小学堂创办的高峰期，年内新创办598所，比其他11年间创办总和还要多。也就在这一年，于恩波会同王廷俊、张书绅、明余三等人以于家郜村古庙闲置的厢房为校舍，创办了私立育秀小学堂。
二、同盟会秘密机关阶段（1907—1909）
学堂初办时，表面上看似一所普通的初等小学堂，实则是同盟会在昌邑暗设的“秘密机关”。据王献唐撰《亡友张子佩先生墓志铭》记载：“创育秀学校于邑之于家郜，为党人秘密机关。”于家郜村临近登莱青官道，又不像官道郜村那样夹官道而立，过于露显，是建立革命党人东西过往的理想“驿站”。学堂办成后，昌邑革命党人以学堂为掩护，宣传民主思想，发展同盟会员。他们借鉴山左公学开学一年即被官府查封的教训，办学活动极为谨慎。首先在名称上，他们避开“公学”等容易引起官府警觉的字眼，而取名“私立育秀小学堂”。同时，学堂创办之初，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对外招生，学员暂以教员子弟和亲属为主，包括教员明余三的儿子明云峰（字少华），于恩波的侄辈于观成、于汇东（字达泉）等。学堂以较小的办学规模和半公开的教学模式，秘密开展革命活动。教员们白天教授新学课程，晚间则秘密传阅革命书刊，讨论时局，发展同志。据宋甲其主编《昌邑民主革命史料钩沉》记载：“（育秀小学堂）教育学生爱国图新，勇于对封建势力作斗争，不久选拔出一批优秀学生王德渊等加入同盟会，使学校变成了宣传革命的阵地。育秀小学不但是全县同盟会会员的活动中心，也成了接待外地会员来往于我省东西的东道主。”该资料还详细记载了“1908年及以后”在育秀小学堂加入同盟会的师生名录。其中，育秀教员有明余三、李福民(韩家巷村人)、刘素文(王家楼村人)、徐有武(卜庄村人)、王文曲(王家楼村人)、徐锡田(卜庄村人)等；育秀学员有卞绍汉(王家楼村人)、王德渊(王家楼村人)、徐兰村(卜庄村人)、徐靖如(卜庄村人)、明少华等。
育秀小学堂创办的第二年，即1908年初，陈干与吕子人、刘冠三等人在青岛创办震旦公学，于恩波随即加入。据《吕子人谈辛亥革命》记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召开震旦公学成立大会，被召集的有潍县于东周、李次元、杜紫亭（佐宸），昌邑于沐尘（恩波）、张子佩（书绅）、孙文斋，高密李省斋、单子明、王麟阁、邱特亭、刘冠三，诸城丁欣夫、丁训初等。震旦公学名为学校，事实上是革命机关。秋，震旦公学被清廷与德国交涉解散。”此外，该文还明确记载了震旦公学解散后的离校者及去向，“陈明侯（陈干）又回长春办山东同乡会，蔡子升、肖香坡（兰池）、刘溥霖入济南农林学校，于沐尘（恩波）入优级师范。”
同年，王廷俊回到本村王家楼，利用村东北角的一座府君庙创办成德高等小学堂。王家楼高等小学堂的创办过程十分曲折，创办之初就遇到“庙田之争”。王家楼有一张姓妇女，信奉佛教，她早年间组织部分教徒在周边村庄募捐，重修府君庙，并将余资置庙田三十亩，租金收入供应庙堂香火。学堂兴建之前，由王廷俊为首组织筹备，为解决建校资金，拟将庙田租金划归学堂，并分头与相关各村协商，多数村庄表示同意，唯白衣庙村多次协商不成，王廷俊等还因此遭到该村多名青壮年殴打。事后，王廷俊等诉于昌邑县衙，案件却久拖未决，王廷俊只好暂借民房开学，随后在各村募捐，建起校舍十二间，学堂步入正轨。成德学堂建成后，与育秀学堂密切互补，相得益彰，被称为“姊妹学堂”。在育秀、成德等学堂的影响下，昌邑各地迅速形成创办新式学堂的热潮，刘瀛海（字镜寰）与其弟子朱文海等在北孟、王凤庭（字紫阶）在伍塔、王国恩（字膏臣）在密埠、齐元英在龙池、史庭辉（字详五）在巡堡纷纷创办了新式学堂。
1908年秋，青岛震旦公学被官府解散，张书绅返回昌邑，接替王廷俊，主持育秀学堂的工作。据著名学者王献唐撰《亡友张子佩先生墓志铭》记载：“君以（育秀）校长执教鞭前后四年，膏火时或不给，躬自捐募。以国耻励诸生，以革命求救国，一时英俊多出其门。辛亥革命军起，邑陈干以北伐司令驻徐州，君率学生数十人往，擘划进行多殊勋。”由此推算，自“辛亥革命军起”的1911年往前推“四年”，正是1908年，王廷俊回王家楼村创办成德学堂，张书绅接任“校长”之责，前后整整“四年”。
三、公开招生阶段（1910—1912）
1910年，于恩波毕业于山东优级师范学堂，并任职山东省提学使司。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推行新政而裁撤提督学政，各省改设提学使司，山东省亦不例外。提学使司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科，职能与中央学部六司对应。提学使司总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务，包括管理各级学堂、筹划教育经费、聘用教员、考核学务人员等。1910年是山东私塾转型的关键年份，清廷鼓励民间创办私立学堂，山东省提学使司饬令“私塾一律改为学堂”，并规定原私塾中“生徒能文理粗顺作二三百文者，即准一律考升入高等小学堂”。任职山东省提学使司的于恩波熟谙当时的办学政策，趁机将育秀小学堂合法化，遂正式审批备案，公开挂牌招生。
郝士邦撰写的《昌邑县于家郜私立育秀中学概况》一文，对育秀学堂创办以及发展过程记载：“昌邑县私立育秀中学设于昌邑县于家郜村外古庙。创办人为该村于恩波，他先于1910年在该古庙创办育秀学堂，1921年改称育秀高等小学，1925年扩建为育秀中学，全名为昌邑县于家郜私立育秀中学。”郝士邦在开篇进行了自我介绍：“我在1924年于该校初小就学，经两年初小、三年旧制高小、三年中学，毕业后于1933年，回校担任教员两年，前后在校共十年时间，离校后又经常联系，所以对该校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在文中记述的人物、事件和时间节点都比较详细准确。然而，他在文中对育秀小学堂自1907年至1909年的办学情况没有提及，主要因为这三年育秀小学堂是以“同盟会秘密机关”存在，在官府没有完整备案，更没有大张旗鼓地对外公开招生，办学经费主要由几位“合伙人”募集，不足部分由学堂负责人张书绅“躬自捐募”，直到1910年才对外发布招生简章，正式公开办学，学堂设高初两等。
这期间，限于学堂的办学条件，学堂规模较小，学生人数有限，教学设施也较为简陋。教员除办学合伙人明余三、张书绅外，还有外聘的王少韩（诸城王乐平之兄）、李福民等，他们多具有新式教育背景，授课内容也突破了传统私塾的局限，增设英语、算学等课程。
然而，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育秀学堂注定命运多舛。民国元年（1912），以“剪辫子”为导火索，在昌邑县城引发“五一八惨案”，昌邑“新学界”精英损失惨重，同盟会会员和部分民主进步人士李长庚、王廷俊、王国恩、刘瀛海、朱文海、徐锡田等十八人惨遭杀害，昌邑民主革命陷入低潮。王家楼成德学堂创始人王廷俊遇难，令村人震惊，当时周边村庄流传一句顺口溜：“王家楼，王家楼，先剪辫子后割头”。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害怕受到牵连，更担心孩子进入同盟会所办“公学”前途未卜，甚至危及生命安全，纷纷把孩子接回家。受复杂的社会环境影响，学校招生困难，办学步履维艰，不得已于年底暂时停办。
四、停办并转阶段（1913—1920）
育秀学堂的停办并非终结，而是以退为进，积蓄力量，换一种形式延续其教育使命，随后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惨案发生后，于恩波一面谒见山东都督周自齐，请求派兵处置；一面与幸存同志商讨办学事宜，决定整合现有资源，暂时停办育秀学堂，将育秀学堂高小部学生（包括于家郜村的于汇东、于观成、于锦荣以及明家郜村的明少华等）,随教员一起转入王家楼成德学堂继续学业，延续育秀学脉，继续开展新思想的传播。由于王廷俊在这次惨案中遇害，成德小学校长由其兄长王班侯接任（王班侯病逝后，由卞文涛继任，而后由徐绍文、王德渊、徐靖宇、王美堂组成学董会，徐绍文兼任校长）。从此，育秀、成德两所姊妹学校合二为一，以成德小学校之名延续育秀薪火。
民国成立伊始，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积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要求从前各学堂均改称学校，学堂的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小学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教科书禁用，加重手工科，三年级以上设珠算。随后，南京政府又颁布《壬子癸丑学制》，确立初等教育7年制，即初小4年，高小3年。育秀、成德两校合并后，其教育资源得到有效整合与互补，师资力量有所增强，课程设置也更为系统，初小开设国文、算术、美术、唱歌、体育五科，高小开设读经、国文、修身、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美术、音乐十科。
这一时期，正值时代变革，教育亦迎来一个新的时代。新整合后的成德小学严格落实《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壬子癸丑学制》，践行南京临时政府新颁布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学校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民主精神作为教育的准绳和归宿。期间，于恩波还通过返乡或其他信息渠道，传达省内外社会发展形势及教育动态，成德小学发展良好，培养出一批优秀学生，他们毕业后纷纷进入更高一级的学校深造，之后又回馈于家乡，更续力于育秀中学的创建和发展。其中，于观成考入山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于汇东、明少华考入省立第一师范，王德渊考入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他们后来都成为推动家乡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于汇东毕业后返里，配合叔父于恩波完成了育秀高等小学校的重新启动工作，并担任校长，后来还出任昌邑县教育科长；于观成后来曾担任育秀中学校长，育秀中学因日寇入侵停办后，他谒见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争取并审批在昌邑十区创办了山东省立第二十一联中，责成育秀毕业生柳即吾、郝文通分别担任校长和事务主任，延续昌邑的中学教育；明少华毕业后一直追随于恩波，先后在济南、南京等地从事党务和行政工作，多次返回家乡，传达于恩波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另外，从成德小学走出去的徐绍文，后来担任过昌邑县蚕桑实业学校的校长，卞绍汉曾任青州蚕桑学校校长，其多为教育界的精英。
五、稳步发展阶段（1921—1925）
1917年7月，段棋瑞控制的北京政府拒认《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国会议员积极响应，南下广州开会，先后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这次护法运动到会议员150多人，于恩波名在其列。这期间，于恩波来往于山东和广州间，复杂的国内形势和斗争热潮，使他深刻认识到教育乃救国之本，要想进一步唤醒民众，唯有办学。
1919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年1月，巴黎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继而引发“五四运动”。6月18日，由山东省议会主持召开了各界联合会代表会议，决定派出由83人组成的“山东各界请愿团”到北京请愿。这次请愿，总牵头人是于恩波的好友王乐平（其兄王少韩为育秀小学堂教员）。另外，山东省议会议员朱文泉（字仲廉，昌邑人，五一八惨案遇难烈士朱文海的二弟）是这次请愿活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据《五四运动在山东》之“石愚山的回忆”一文记载：“推选王乐平、李子善、聂湘溪、王香荪、庄达中等五人代表大家发言，并推选聂湘溪为交际、张毅伯为文书、朱仲廉（文泉）为会计、李向山为庶务等工作的负责人。”“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在政治实践上的延续与深化，它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唤醒了无数青年的思想自觉。王乐平、朱文泉等同乡好友的思想和行动，对于恩波触动很大，也再次点燃于恩波的办学执念。
委任各县高等小学校校长暂行规程
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对各级学校提出了更为规范的要求，其中对校长任职资格有了明确规定。据民国二年（1913）《教育报》第八九期载：“山东省委任各县高等小学校校长暂行规程。第一条，遵照小学校令第二十九条，凡校长必兼充本科正教员；第二条，委任校长以师范毕业者为合格……”1920年，正值于恩波谋划重启育秀之际，其侄子（长兄于恩鸿的儿子）于汇东恰好毕业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于是，他决定以于汇东为骨干，重启育秀。经过一年的筹备，育秀小学于1921年正月十八正式复课。学校以于汇东为校长，聘王夷山（后伍塔村人、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和姜紫垣（平度龙湾头姜家村人、清末秀才）为教师。时隔八年，“育秀”重新挂牌开张，定名“育秀高等小学校”。原来的村小并入学校，定为初级小学部，学校恢复高初两等。其中，高等小学部学制三年，初等小学部学制四年，实行春季始业。学校严格按照《壬子癸丑学制》设置课程，包括有国文、英语、修身、算术、历史、地理、理科、习字、音乐、图画、手工、体操等。
复课后的育秀高等小学校，仍以古庙为校舍，校舍因陋就简，以原五间茅庐及东廊房为教室，娘娘庙做教员办公室室，佛殿当饭厅，院内搭建草棚为伙房，借村内于氏家庙为宿舍。学校性质仍为“私立”，经费自筹，主要以五亩庙田地租为办学基金，另加每生每年学费十吊铜元。由于学校经费紧张，教师待遇较低，每人年薪约四百吊铜元。
育秀高等小学校发出招生简章后，在昌北引起强烈反响，学子报名踊跃，学校逐步规范，渐入佳境。从1921年复校起，育秀高等小学堂正式开启学生届别编序，截至育秀中学成立前，共招收四届学生（1923年未招收新生）。首届招生33名，学校编序为“高等一班”，简称“高一·一班”，学生有王绍珠（黄狮）、王绍络、郝文通等；1922年，学校招生第二届，即“高二·一班”，学生25名，包括陆升勋、苑丕顺等，学校增聘平度于宝泉、双台乡邹清泉为国文教师；1924年学校招生第三届，即“高三·一班”，班额达到45人，包括柳即吾、姚祖法、王绍杰（王滨）等；1925年，招收第四届新生，学生有王友智、朱俊卿、杨崇孟等三十余名，聘潍县孙其英为学校训育主任，增聘徐郜王仙洲、西陶埠吕素斋、夏店王天运等为教师。此时，学校规模迅速扩大，同时在校的有三个高小班和一个初小班，在校师生达到一百余人。
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育秀高小声誉日隆，成为昌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新式学校。于恩波开始考虑学校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他深知仅靠古庙和租赁的民房难以支撑学校的长远发展，更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教学需求。于是，他多方奔走，筹措经费，兴建新校舍，购置图书教具，提高办学水平。1922年春，远在外地的于恩波筹集到一笔资金寄回家乡，学校利用这笔资金建成八间新式教室和七间厢房，并利用剩余资金制作40套桌凳。1923年初，于恩波随丁惟汾、王乐平到青岛创办胶澳中学（今青岛一中的前身），该校于1924年正式开学。其间，于恩波筹集一批纪念品，包括名人字画以及墨盒、湖笔等办公用品，并在育秀高小举行昌邑县首届教育现场观摩会，全县各高小学校派出师生代表参加，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是年二月，他又募集到一笔款项寄回育秀，于十月建成六间新式教室，使校舍达到三十间。
《民国日报》1924年12月3日版刊登
于恩波12月2日任鲁省教育厅长消息
1924年12月2日，于恩波就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于达泉前往济南请示汇报育秀办学方向，同时购置大批教具，包括风琴、军乐以及篮球、网球等体育器械，使学校教学设施更加充裕。翌年四月，于恩波派省视学专员到学校视察指导，这是育秀建校以来第一次接受省级官方视导，学校高度重视，全校师生从校园环境到精神面貌都做了精心准备。省视学专员对学校办学水平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育秀高小在办学理念、教学质量、学生管理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均达到省内先进水平。这次视导为日后“育秀高等小学校”升格为“育秀中学”奠定了基础。
然而，那个时期的政局瞬息万变，于恩波任职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不久，就因为张宗昌督鲁而去职，他只能在离开山东前，匆匆办理了育秀中学的审批手续。据《民国山东史》记载：“1925年4月24日，段祺瑞慑于奉张压力，被迫公布了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的任命。”“张宗昌上台时，山东省长还是龚积柄，张宗昌以龚非己嫡系，于7月1日迫龚解职。7月8日段祺瑞下令以张宗昌兼署……其他各部门，张宗昌也都一一更换，排斥异己，安插亲信。”7月8日这天，于恩波任职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简历，也匆匆画上一个不甚圆满的句号。
1925年7月，育秀高等小学正式获批升格为“育秀中学”，成为昌邑县第一所中学，也是全省创办较早的中学之一。据《山东教育史》记载：“1918年山东有中学21所，学生3443人。至1925年，山东有中学66所（包括教会学校），学生13207人。”
撰文：王振江
参考文献：
【1】《民国山东史》 吕伟俊 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山东教育史》 李伟 魏永生 著。
【3】《辛亥革命在山东》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4】《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 胡汶本 田克深 编
【5】《昌邑县于家郜私立育秀中学概况》 郝士邦 撰
【6】《昌邑民主革命史料钩沉》 宋甲其 主编
【7】《昌邑文化博览》 王蔚成 主编
【8】《辛亥革命前后的王家楼高等小学堂》 王美堂口述 王岩中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