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1912）下半年，育秀小学停办，其原因是农历五月十八日（公历7月2日）昌邑县城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史称“民元五·一八惨案”。本案中，多名民主革命志士遇难，致昌邑民主革命陷于低谷，育秀小学也由此被迫停办。昌邑为何发生这起震惊省内外的惨案？惨案又何以造成偏居一隅的育秀小学停办？这要从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特别是山东“咨议局”与“各界联合会”的博弈说起。
一、惨案发生的历史背景
十九世纪末，清政府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甲午一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割地赔款，国体大伤；庚子之乱，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社稷蒙尘。有人曾把此时的清王朝比作一座千疮百孔的旧殿，不仅透风漏雨，而且梁柱倾颓，是修修补补还是推倒重建？朝野上下形成“立宪”与“革命”两派。立宪派寄望于君主立宪渐进改良，主张在保留清廷框架的前提下推行宪政；革命派则断言旧殿垂危，不可救药，唯有推倒重建。
二十世纪初，立宪的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专制的沙俄，清廷倍感震惊。当时舆论普遍认为，“立宪”是强国之路，加之国内革命浪潮高涨，为安抚人心、维持统治，清廷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1908年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清末的“咨议局”是清政府在预备立宪期间于各省设立的地方议会前身。1909年10月14日，山东省咨议局正式成立，是省级立法机关，共有议员110名，名额按缴纳赋税多少分配至各选区。
位于大明湖畔的山东省咨议局旧影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山东“革命派”积极响应，以同盟会会员为骨干的各界进步人士联合行动，成立“山东全省各界联合会”，强势取代原有的咨议局，成为推动山东独立的最高领导机关。据《民国山东史》记载：“11月7日，革命党人丁惟汾、谢鸿焘、杜佐宸等联合各界人士，再次集会于咨议局，议决取缔勾结官府、阻挠山东独立的咨议局……经会议表决，一致通过取缔咨议局，成立‘山东全省各界联合会总会’，作为山东立法、监督行政的最高机关。……因为咨议局是清政府法定的地方立法机关，将其推翻，即无异于推翻清政府的一切法令，虽无独立之名，却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独立之实了。”11月13日，山东召开各界联合大会，逼迫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提出“山东省自今后与满清政府永远断绝关系”。然而，由于时局混乱，革命力量薄弱，局势随即反转。袁世凯在北京以内阁总理大臣之职组阁，随后令各省督抚反对独立。11月24日，山东巡抚孙宝琦奉命宣布“取消山东独立名号，取消联合会，取消一切不合清朝规定的文书，取消临时政府印信”。至此，为时11天的山东独立宣告结束。
“山东独立”的反反复复，折射出“清末”与“民初”这个特殊时间节点，陈旧秩序与新生力量的剧烈撕扯。山东独立取消后，省内政局一度比较混乱，甚至出现了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一是设在济南的隶属于朝廷的山东巡抚衙门，一是由革命党人组建的烟台临时军政府，后改为山东都督府。此时，革命党人与官府的矛盾再次激化，巡抚衙门到处搜捕革命党人，斗争异常激烈。据《山东革命党史稿》卷六“济南商埠之案”记载：“宣统三年冬十月二十日（公历1911年12月10日），党人刘溥霖、蓝毓昌等伏济南商埠，图劫南运军械，刺张勋，事泄，毓昌遇害……兰池、仲廉、光、庚文、湛霖等亦同被捕。”文中所记“兰池”，即昌邑肖家埠人肖兰池。据刘民生撰《刘溥霖传略》记载：“经各界营救始转送高等检察厅，当时释放了十五人，还有刘溥霖、孙绍周、肖兰池三人经高等法院判决后始行释放。”肖兰池虽获释躲过一劫，却在半年后的“五·一八惨案”中遇难。
“山东独立”被取消后，清朝旧势力企图借机恢复“山东省咨议局”，同盟会便联合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组织成立省临时议会，以阻挡咨议局的恢复。
山东省临时议会成立于1912年4月19日，未经过正式选举，是在混乱时局下“临时召集性”的特殊组织。山东省临时议会由同盟会会员王朝俊等发起组织。当时，山东域内共分十府，山东提学使司任命10名视学，各分管一个府的学务，王朝俊牵头组织10名视学成立了“十府同乡会”，要求每县推举一名议员，组成省临时议会，张映竹（菏泽人，留日法政毕业，同盟会会员）任议长，刘冠三（高密人，山东大学堂师范馆毕业，同盟会会员）、王讷（安丘人，早年曾赴日本考察教育，同盟会会员）任副议长。从临时议会的产生过程看，注定其组成人员大都兼具同盟会和新式教育背景。
1912年9月，北洋政府颁布《省议会议员选举法》，山东省临时议会开始筹备正式省议会的选举事宜，翌年3月，山东省议会正式成立。但此时，昌邑早期议、参两会委员，大多在“五·一八惨案”中遇难，幸存者也因政局动荡而星散。
二、昌邑地方自治的进展
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朝中央集权逐渐衰落。甲午战败及《辛丑条约》带来的巨额赔款致朝廷及地方财政濒临崩溃。面对岌岌可危的政权，清政府试图通过改革寻找出路。随着西学东渐，国内一些报刊积极介绍欧美及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提出“地方自治为立宪之根本”、“民权之第一基础”等理论。同时，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绅商”群体经济实力增强，他们一方面出资承担一些涉及教育、卫生、慈善、道路与河道治理等社会公益事业，分担地方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希望获取一定的政治话语权。于是，朝廷和“绅商”群体的双向需求契合，“地方自治”政策应运而生。
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翌年出台《府厅州县自治章程》，首次以国家法律形式确认县级及以下地方自治制度。该制度的蓝本主要参照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同时融合英国的市政投票形式与普鲁士的行政监督机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官督绅办”模式。县级自治事务范围主要涵盖地方公益事宜，包括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务、慈善事业、公共营业及自治经费的筹措等。但自治机构并非独立的权力系统，司法、税收、军事、外交等国家核心行政权力仍牢牢掌握在官府手中。清廷对地方自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严格的监督，所有自治机构均受地方官府主导，有绝对的监督权，有权调阅公牍文件、检查收支账目、减削预算，可以否决议事会决议，甚至可奏请解散议事会。
为落实《章程》的实施，山东省随即筹建自治机构。1908年11月，济南成立由官绅联合组建的“谘议局筹办处”。1909年2月，成立“自治研究所”，10月成立“地方自治筹办处”。梁漱溟在《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光绪三十四年（1908），满清预备立宪，筹备地方自治，颁布一个城镇乡自治章程，每县之中县城划为城区，较大的市镇划为镇区，多数乡村划为乡区。宣统二年（1910）山东开始着手进行，许多县设立地方自治讲习所，训练自治人才。筹备下级（即城镇乡）地方自治。至宣统三年（1911）训练人才后，即实行划分城镇乡，山东有好多县都如此办理。宣统三年就是辛亥年，革命成功后，仍然继续进行，城镇乡设立议事会，县有县议会，省有咨议局；在清末民初，省县议会在全国各省差不多都成立了。”梁漱溟这段描述，清晰地勾勒出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制度在山东推行的整体脉络，也印证了昌邑开展地方自治的时代背景。
清末山东县级议事会，虽向上对应省咨议局，但又不像咨议局那样直接选出，而是通过地方自治程序产生，先划分自治区域、调查选民、训练自治人才，再由选民选出城、镇、乡议事会，最后在此基础上成立县议事会。山东各县完成这套程序，多集中于宣统二年到三年（1910—1911），部分县到民国初年才开始运转。昌邑县议事会的筹设，大体循此路径，成立于1911年。于恩波为朱文海撰写的碑文中提到：“岁辛亥（1911）被举为参事委员”，明确了昌邑县议、参两会的设立时间。
王德闻像
宣统二年（1910），依山东省地方自治筹办处令，昌邑成立“县自治筹备处”，处长是十字路村（今属奎聚街道）乡绅王德闻。昌邑市博物馆藏有《重修小营堤记》碑，落款为：“昌邑自治筹备处处长王德闻拜撰”，进一步明确了当时昌邑县级自治初始阶段的筹建组织名称和负责人。该碑是民国十六年（1927）所立，王德闻的落款职务是“昌邑自治筹备处处长”，说明昌邑和省内大多数县一样，虽在清末已启动地方自治的筹备工作，但因随后发生的辛亥革命、民国建立、清帝退位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在“城镇乡地方自治”完成后，“筹备”中的县级自治就被突如其来的“革命”改弦更张。随后，昌邑县级议、参两会的产生，改由“革命派”主导，其人员组成与在济南等地活动的昌邑籍同盟会会员陈干、于恩波、肖兰池等密切相关。查《济南市志资料》（第一辑），其中记载山东宣布独立后，“联合会会员于恩波、陈名豫、孙房、颜蕙山、熊梦宾”联名提出十项建议，其中一项是“各州县举临时议员加入联合会，研究本会应办事宜，以便回籍办联合分会。”从山东省临时议会成立的过程看，于恩波等联名提出的建议被采纳，其所谓“回籍办联合分会”亦即在各州县设立的临时议事机构，昌邑所对应的机构即“议、参两会”。昌邑县新成立的议、参两会委员，多由学界及同盟会骨干充任。据《昌邑民主革命史料钩沉》记载：“议事委员会会长李长庚，会员王凤庭、朱文海（应为参事委员）、王兆堃，文牍王凤麟；参事委员会会长刘选卿，委员王国恩、王班侯、史庭辉，文牍李丕振，书记罗振庆”（此名单不完整，原文如此）。
三、昌邑两大政治“阵营”的形成
清末民初时局的剧烈动荡，使短期内政权的更替比“翻烧饼”还快。这场时局动荡、权力纷争始于清末，但没有因为民国的建立而划上句号。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12年至1928年的17年间，国家层面的政府内阁就变更了47次，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基层是国家形势的缩影。就昌邑来说，清末地方自治推行之初，依据《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产生了城、镇、乡级自治组织，向上对应“山东省咨议局”。在县级自治尚处于“筹备”阶段时，“城镇乡地方自治”已经付诸实施，作为一县之中心——“城”，其自治组织的社会地位显得尤为重要。据《民国山东史》记载：“城、镇、乡自治组织的议事机关为议事会，由选民直接选出的议员组成。议事会议员的定额一般为20人，设议长、副议长各一人，由议员互选产生。议事会的主要职权有下列几项：本地方自治范围内应兴应革事项、自治归约、自治经费、预算、决算、选举争执、自治职员的惩戒。”现有资料分析，昌邑“城区议事会”的“议长”是梁怀思。
梁怀思，昌邑南隅村人，出身于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大家族。据《昌邑县续志》记载，该家族八世同居，“历世友爱、忠厚勤俭，为一邑之望……家近百口，耕读经商，各执所业，其治家，米盐琐屑咸归条理。光绪二十三年，抚宪李秉衡奏请旌表，赐银建坊，题碑忠义孝弟祠。”梁怀思即出此名门，也是清末该家族的掌家人，昌邑有名士绅。据《昌邑县续志》记载，光绪十年至二十七年间，县内多项公益事业与梁怀思关联。如：“红崖堤，近城，最关紧要，宋以来屡经修筑。光绪元年、十七年、二十三年，邑绅刘兰洲、刘书麟、梁怀思等相继呈请重修，用三合土坚筑。”“抚宁堤，光绪二十一年大水，各堤皆决，抚宁最巨，东抚李秉衡发银助修。是年修堤，各社每堤一丈给银一两，抚宁领银六百两。邑绅齐荩臣、梁怀思、马毓俊等亦捐巨资以倡。”另外，光绪十八年，他与刘芳洲重修关帝庙；光绪二十八年，他与夏选魁等重修城隍庙。光绪三十三年，县衙组织编修《昌邑县续志》，“采访”一栏皆为地方贤达，“同知衔梁怀思”“候选训导、附贡生夏文彬（南隅村人，夏俊魁长子）”等赫然在目。《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颁布后，昌邑在城厢组织成立“城区议事会”，梁怀思、夏俊魁等地方士绅遂为骨干。
宣统二年（1910）至三年（1911）间，昌邑在完成城、镇、乡地方自治的基础上，根据朝廷颁布的《府厅州县自治章程》，成立“县自治筹备处”，县级自治筹备工作随即展开。然而，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山东省宣布独立，“全省各界联合会”取代“咨议局”，各级议会的人员组成结构与时局同频，由原来的“改良派”主导改由“革命派”主导。在昌邑，以梁怀思、夏俊魁等为代表的传统士绅，本想顺理成章进入县级自治组织——议、参两会，但时过境迁，原来的“昌邑自治筹备处”就此搁浅，“处长王德闻”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昌邑县议、参两会”名单中，梁怀思、夏俊魁等传统士绅亦未能如愿进入新成立的议事机构，只能固守原来的“阵地”——“城区议事会”。而新产生的县级议、参两会，则成为以同盟会会员和教育界进步人士为骨干的新兴力量行使权力的“平台”。
随着县内两大政治“阵营”的形成，地方权力格局在变革和动荡中重塑，传统士绅阶层与新兴革命力量两大阵营凭借各自的“底气”和“底牌”，在县政舞台上展开了新一轮的博弈。
传统士绅阶层依托的“底气”和“底牌”，是几代人积累的宗族体系和财富基础，以及长期以来建立的密切的“官绅”关系。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这只是历史阶段划分的一个节点，就基层社会转型而言，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民国元年的基层官府，在组织架构和人员上高度承袭清末县衙，各地陆续将“知县衙门”改为“行政公署”，后称“县知事公署”，长官由“知县”改称“县知事”。原县衙的“六房”（吏、户、礼、兵、刑、工）先改为名称相同的“六股”，后逐步调整为内务、财务、教育、实业等科。直到1913年1月，北洋政府公布《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后，各县行政机构的组织与名称才逐步统一。昌邑也不例外，基本按照这条主线演进，“县衙”改“公署”后，前清知县张春海改任“县知事”，成为民国元年昌邑县的首任行政长官。县署内部的吏员差役，多系清时“县衙”旧人，承袭旧制，其行事风格与清末并无二致。清末地方自治的推行，进一步强化了传统士绅在基层治理中的话语权，他们通过捐纳、修堤、建庙等公共事务积累声望，与县署吏员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传统士绅还握有另一张“底牌”——对地方公共资源的实际掌控。他们长期经手修堤、赈灾、庙产等款项，对地方财政收支、公共工程乃至教育经费的流向具有相当程度的控制力。
反观新兴革命力量所倚仗的“底气”，则是“革命”这一时代洪流所赋予的正当性，以及省城各界人士的声援与支持。特别是昌邑在外地的早期革命者陈干、于恩波、肖兰池等，不断把山东乃至全国革命形势传回昌邑，还在山东省各界联合会、山东省临时议会的产生过程中，影响甚至主导了昌邑相关议事机构的组建。昌邑新组建的议、参两会，多以同盟会会员和新学教员为主，他们思想激进，主张革新，在县政议事中屡屡提出破除积弊之策，对旧有体制发起“攻势”。
四、新旧势力的博弈与对峙
随着昌邑两大“阵营”的形成，两派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治理理念渐行渐远，形成对峙。对峙的双方，一边是蓄发拖辫、固守旧制的传统士绅阶层，他们以“城区议事会”为阵地；一边是剪辫易服、倡行新政的新兴革命力量，他们则以县议、参两会为阵地。民国建立后，昌邑的新兴力量向旧有体制发起的第一波攻击，便是由议、参两会议定推行的《昌邑县厉行新政四项决议》，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戒鸦片、禁赌博；二、取消衙役下乡传案吃差饭、拿鞋钱，改为按里程给川资；三、取消先交过堂费，尔后才能呈案候审的勒索恶习；四、取消盐场场官对农民小贩到盐滩晒盐户购盐时额外加税的陋规，对原来非法收税所得充为自治费。”《决议》的矛头直接指向旧式胥吏、盐政积弊与基层盘剥体系。“五·一八惨案”殉难者王国恩碑文载：“其功尤异者，自出巨款筹备戒烟所，凡入所戒烟者，饮食而药，悉为置备。一时赖以脱黑籍而得自立者，不可胜数。……及为参事会员，秉公持正，不避嫌怨，官府种种积弊扫除无余，以故劣绅蠹役侧目焉。”由碑文得知，《决议》出台后，参事会委员王国恩自费建立戒烟所，消除民间吸鸦片之恶习，此举却影响了“烟馆”的生意，挡了相关绅商的“发财路”。据朱文海碑文：“岁辛亥被举为参事委员，剔除衙蠹及车差扰民者，揭盐官陋规为自治费”。碑文的字里行间，透出当时新旧势力对决的紧张气氛，特别是《决议》出台的新规，直接影响到了公署官吏的“灰色收入”等切身利益，导致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纵观“民元惨案”始末，遇难人员除议、参两会成员外，再就是新学教员，反映出昌邑新旧势力博弈的另一个焦点在学校。《昌邑民主革命史料钩沉》记载：“暴徒们又进行了全城搜捕，在劝学所杀害了劝学员长王廷俊和小学教员徐锡田。”另外，县立高等小学（原凤鸣书院）校长刘祖基也在屠杀名单中，因族人及时相救而幸免于难。王霞亭撰文记载：“县立高小教员刘祖基，亦由城濠苇湾搜出，幸因其家住刘家辛戈村，离城不过一里，其族人闻知，即来多人抢去，才得幸免。”
清末，新式学堂的兴办，是革命力量推行新政、开启民智的重要举措。民国建立后，学堂改为学校，昌邑城区原来仅有的一所官学“凤鸣书院”遂改为“昌邑县立高等小学”，其教员以同盟会会员以及教育界进步人士为主。他们大力推行新式教育，讲授新学，传播民主共和理念，与旧式私塾的守旧教育形成鲜明对比。然而，该校虽为“县立”，其经费管理仍沿袭旧制，由“城区议事会”的传统士绅所掌握，也就是资料中提及的梁怀思等“把持学款”问题。
昌邑市博物馆藏有《新修凤鸣书院碑》一座，由清代举人徐河清代邑令刘扬庭撰写。碑文明确记载了道光二十年县令刘扬庭带头捐款，并倡导“邑之绅富”出资新修凤鸣书院。为保证办学经费使用的公开公正，特制定“条规”：“每年公议三人值年，不许推诿；书院一切事务，值年人按照议定条规细心办理，不许私自更张。”此“条规”刻于碑阴，既昭示于众，亦存于官署，使后人有所遵循。进入民国时期，凤鸣书院更名为县立高等小学，其经费管理仍沿用“值年”制度，由校董会公推公正士绅三人，轮流掌管“学款”，每年结算账目。此时主要“值年人”是梁怀思，而校长是刘祖基。刘祖基和学校的教师大都属于“新学界”，与梁怀思等旧派士绅分属两个政治“阵营”，办学理念相悖，矛盾日积月累，形成尖锐对立。
五、双方矛盾的“引爆”
民国元年昌邑新旧两派矛盾日益尖锐，就像一个“火药桶”，只需点点星火即可引爆。而引发昌邑“民元惨案”的导火索，竟然是满清时期垂在汉人头上的那根辫子。
据《昌邑民主革命史料钩沉》记载：“民国元年春，平度人彭中豪在济发起共和促进会。农历五月间，山东都督周自齐派彭中豪和周振声为宣传员，赴各县劝导人民剪发放足。他们到昌邑后，肖兰池等人也从济南回昌邑，协助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在议参两会的筹备下，于县署前搭棚演讲。各机关及衙署吏役亦多到场，县警佐在场维持秩序，武官许殿魁拖辫入场，被宣传员和警佐将其辫子当众剪去，又剪胥吏之带辨者数人。”资料显示，这次宣讲活动的时间是民国元年农历五月十七日，这一天是昌邑大集，演讲地点设在县公署门前广场，主讲人是从济南来的“共和促进会”成员，这次活动的昌邑主办方是议、参两会，另有从济南返回的昌邑人肖兰池等助阵。在演讲现场，“宣传员和警佐”先是剪掉了“武官许殿魁”的辫子。当日下午，宣传员又来到“城区议事会”，现场剪掉了士绅梁怀思和魏桂五的辫子，矛盾进一步激化。
“剪辫子”一词在现代语境里，属“理发”范畴，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意味。满清统治时期，辫子是臣服于清廷的象征，清末剪掉辫子则意味着与旧时代决裂，拥护共和、支持革命。民国建立后，官方通令“剪辫子”，则彰显了对旧时代的决绝告别。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发布文告:“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但该文告发布不久，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政府迁往北京，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国内高层的政治博弈，直接影响到政府各项政策的落实，剪辫令在基层的执行力度也随之大打折扣。昌邑地处胶东腹地，风气闭塞，乡间百姓视辫发为祖宗遗制，剪发需要一个漫长的心理适应过程。更何况，值此时代更替节点，一根“辫子”还关乎一个人的生与死。据李树华撰《伯父与陈干轶事》一文记载：“陈干有一次在学校住宿，次早洗脸时，把帽子放在一边。我发现他帽子上还钉着一只长辫子，原来这是一只假辫子。”在那特殊年代，昌邑民主革命先驱陈干也需用一根假辫子作掩护，走南闯北，投身民主革命。另据王霞亭撰文记载，“五·一八惨案”发生后，“到二十日早晨，我带上假辫子化装逃出，幸免于祸。”
对于梁怀思等传统士绅而言，这根辫子不仅是身体发肤的一部分，更是他们维系旧有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的外在标志。他作为“正五品同知衔”的知名士绅，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几位年轻人强行剪辫，无异于当众羞辱，颜面扫地。这不仅是个人尊严的损伤，更是旧派士绅群体在新旧交替之际遇到的一次公开挑战。
梁怀思、许殿魁等被当众“强行剪辫”，彻底点燃了他们压抑许久的怒火。“当日下午，许等引为大辱，纠合吏役，造作蜚语，谓促进会之来昌，乃党人潜与勾结，强迫官长，尽裁吏役，而惨案之根以伏。”宣讲活动的次日，亦即民国元年农历五月十八日，暴徒纵火焚烧参事会办公处，在会办公的刘瀛海、王国恩、罗振庆、李丕振等当即牺牲。继而暴徒又分头扑向议事会、劝学所、旅馆等处，朱文海、肖兰池、周振声等多人遇害。
纵观“五·一八惨案”的始末，不难发现，这场悲剧的发起者是梁怀思、许殿魁等“传统士绅”，而暗中支持者是当时的知事张春海，行凶暴徒的骨干力量则是被煽动起来的公署吏役等。《昌邑民主革命史料钩沉》有这样一段描述：“惨案的发生是吏役们密谋策划后，得到县长（应为知事）和管带的默许后进行的。古历五月十八日晨七时左右，吏役各持兵械到城隍庙集合，并拥县长张春海和梁怀思到场画诺。”从《昌邑县厉行新政四项决议》具体内容看，新政之推行，直接触及公署吏役们的既得利益，裁汰冗员、整顿吏治，直接断了诸多吏役的财路与饭碗，包括知事张春海在内的地方官吏对《决议》心存不满，对议、参两会成员怀恨在心，早有报复之念。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公署官吏以及传统士绅内心深处，尚存一丝“清朝未亡”、“皇帝还会回来”的妄想，这种侥幸心理也助长了他们不顾后果的暴行。据王霞亭撰文记载：“是日晚上，劣绅们竟传令各商户壮丁巡城打更，并造谣说是接到宣统皇帝的来电才发动的。”案发当晚的这一幕，现在看似荒唐，但却真实反映了时代更迭之际的社会乱象。
“剪辫”如一根导火索，将传统士绅积郁已久的怨愤彻底引爆，而县知事的“默许”和士绅们的“鼓动”，使公署吏役们的暴行如野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对“群体一旦被发动，就难以被控制”这一现象，有着非常深刻且近乎悲观的描述。他认为，群体一旦形成，就会变成一个受无意识支配的“怪物”，一旦被发动，群体就会在暗示和传染的驱动下，进入一种身不由己的狂热状态，其破坏力极为惊人，任何理性的告诫都难起作用。勒庞对大众心理的论断，在“五·一八惨案”中得以印证。《昌邑民主革命史料钩沉》有载：“李长庚让其他同志从县署后缒下，匿于城外苇塘中，自己独登大堂，与暴徒讲理，申明大义，不幸被暴徒一刀刺入胸中，壮烈殉难。”
此次冲突本发端于“传统士绅”与“新兴力量”的对峙，如果没有吏役们的介入，这场冲突或许会以相对温和的方式收场，因为这些“传统士绅”本人大多不擅“杀人”。资料中提到一个被剪辫子的士绅叫魏桂五，魏金永撰写的《也谈谈剪辫子》一文提到：“魏桂五是我们辛置村魏姓十四世长者，出身书香世家，是个讲礼义廉耻的读书人。孙中山开始组建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不仅赞同，而且是个积极拥护者。但他极力反对过激革命。村中老人相传，他曾反复对人说，剪辫子是倡导，何为倡导？就是提倡动员说服，什么时候说服通了，回家让老婆剪，决不能摁着脖子，跟宰猪杀羊一样，那是拿着人不当人，不符合三民主义。”据其后人讲，魏桂五在家连只鸡也不曾杀过。惨案过后，他没有躲藏，也没人来追查，继续任辛营社社长，一直干到七十多岁才辞去该职。
关于“五·一八惨案”的归结定性，《民国昌邑县志稿·党务》中的描述最为贴切：“民元惨案，发难于胥吏，酿成于县官，煽动于劣绅，助长于防营，症结之所在，则为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彼共和之强迫剪发，又为此案之导火线。”
六、惨案的结局及后续影响
关于这场惨案发生的整个过程，各种史料记载详略不一，昌邑早期同盟会会员王霞亭撰《回忆昌邑县“五·一八惨案”》（该文收录于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一文，对惨案发生的前前后后做了较为翔实的记载，在此不再赘述，只对惨案的结局和造成的社会影响稍作梳理。
在这场惨案中，昌邑“新兴力量”阶层多人遇难，各种资料有“十八烈士”、“二十七人”、“二十八人”、“二十余人”等多种说法。目前，尚无官方定论。因为当时局面失控，谣言四起，信息混乱，偶有幸存者逃匿，家人皆曰不知去向，有的甚至对外宣称已经遇难身亡，以保性命，致使遇难人数和名单一时难以厘清。另外，由于当时场面极为混乱，还有被误杀的平民。从肖兰池的碑文可以看出，时至“中华民国元年十二月二十号”立碑时，宋逵升撰写的碑文中仍采用“当时遇难者二十余人”之模糊计量。综合分析，该数字应区分“遇难人数”与“烈士人数”两个概念。遇难者中，除“新兴力量”外，尚有被误杀的平民和过路商旅，故“遇难人数”对应“二十余人”或者“二十八人”之说法；而“烈士人数”则对应有明确身份、刻石纪念的“十八烈士”。据宋甲其考证，《民国昌邑县志稿》和王霞亭《回忆昌邑县“五·一八惨案”》等原始资料皆谓“十八烈士”，但二者所列名单中皆为十七人，前者有刘坤泰，后者有史庭辉。其中，刘坤泰个人资料失载。后来调查证实，刘坤泰确系牺牲，而史庭辉则出逃幸存。
“十八烈士”生平简略记载如下：
李长庚，字亦白，昌邑渔洞埠村人，同盟会会员，私立育秀高小教员、县议事会会长；
王凤庭，字紫阶 ，昌邑后伍塔村人，同盟会会员，伍塔私立两等小学创办人兼教员，县议事会委员；
王凤麟，字瑞芝，昌邑后伍塔村人，同盟会会员，县议事会文牍。
王兆堃，字厚庵，昌邑中伍塔村人，同盟会会员，县议事会委员，辛亥革命参加淮泗讨虏军；
肖兰池，字香坡，昌邑肖家埠村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参加淮泗讨虏军；
刘瀛海，字镜寰，昌邑北孟村人，北孟私立两等小学校长，县参事会委员兼县劝学员长；
朱文海，字镜清，昌邑魏家村人，同盟会会员，北孟私立两等小学校董兼教员，县参事会委员；
史庭辉，字祥五，昌邑巡堡村人，同盟会会员，巡堡村私立两等小学创办人兼教员，县参事会委员；（实为幸存）
王国恩，字高臣，昌邑密埠店村人，密埠私立小学堂创办人兼教员,县参事会委员；
李丕振，字鹭翔，昌邑李家崖子村人，同盟会会员，北孟私立两等小学教员，县参事会文牍；
罗振庆，字清堂，昌邑胡铁家村人（今属平度市），同盟会会员，县参事会书记员。
张怀鹗，字士一，昌邑张固村人，同盟会会员，十九岁去济南读书，继而留学日本经纬学校，回国后于济南合伙创立开成及开济学社，宣传新思想。建立民国后返里，遇难时年仅28岁；
张绍曾，字庭臣，昌邑峰台村人，同盟会会员，辛亥济南独立之役,受命在杆石桥投弹炸山东巡警道吴炳湘未果,不幸伤臂被捕，民国成立后释放回昌邑；
王庭俊，字章民，昌邑王家楼村人，同盟会会员，参与创办私立育秀小学堂，后创办王家楼成德高等小学堂，县立高等小学教员；
徐锡田，字纯熙，昌邑卜庄村人，同盟会会员，县立高等小学事务员兼教员；
刘坤泰，昌邑人，个人资料失载；
彭仲豪，平度人，宣讲员；
周振声，安丘人，宣讲员。
这场因“剪辫”引发的流血冲突，表面看似源于“发型之争”，实则折射出新旧势力在权力更迭中的激烈碰撞。理论上讲，惨案发生后，昌邑县公署是平定这次暴力冲突、处理善后事宜的“第一责任人”。但是，纵观事件的整个过程，知事张春海虽未直接参与行凶，但他的“默许”和“画诺”，给予行凶者内心的“底气”，县公署“吏役”是酿成惨案的直接凶手。事发后，“县衙衙役全部逃光，只剩县长一人。”很显然，受害者一方在当地“报官”已无济于事。况且，此时的昌邑尚处于“血色恐怖”中，人心惶惶，民主革命骨干力量大都遇难，幸存者或者外逃，或者隐匿，无力申诉与追责。在这紧要关头，陈干、于恩波等主导了这场惨案的善后处理。据王霞亭撰文记载：“山东督都府于农历五月十九日先后得到潍县议会徇昌邑王凌阁之请，打电告急，和于恩波、明余三晋省详陈。陈干一再打电请命,这才决定派遣潍县驻军马良，就近带队于二十一日晚间出发，二十二日早晨到昌邑，相机惩办。”马良率队抵达昌邑后，迅速控制局势，缉拿首要凶犯。惩治结果有不同说法，据王霞亭记载：“军队将县衙包围，共杀死衙役六十三人。”宋甲其则考证：“将六、七十名吏役中的付常珠等三十余处死，其余全部寄监侯迅。”
剪辫事件暴民行动轨迹图
关于惨案发起人的结局，王霞亭文中亦有记载：“清宣统间在昌邑卸职的千总武官许殿魁早已逃走，家中无人。劣绅夏俊魁、夏文彬、夏文华父子，及其家眷全部逃走，家中无人。马良即将其全部家产查封。劣绅梁怀思一人在家，马良即以夏家的轿车押解梁怀思带队回潍县，并将其转解济南山东督都府。后经督都府决定，将元凶梁怀思押赴西关丁子街斩首示众，并批准将夏俊魁全部家产没收官卖，即以此款为死难烈士在昌邑县修建烈士祠。”民国二年（1913），在参事会故址（原地藏庵）建造烈士祠“八角楼”,为烈士立碣刻石，以志不朽。
昌邑“五·一八惨案”遇难者多为同盟会会员，且是昌邑新式教育的骨干力量。他们或创办学校，或担任教员，或任职于县议事会、参事会，为昌邑民主革命之中坚。这场惨案，不仅是对“新兴力量”的屠戮，更是对昌邑新式教育的重创。于恩波痛定思痛，一面处理好遇难烈士的善后事宜，与陈干、宋逵升等为十八烈士撰写碑文，刻石以志；一面针对昌邑新式教育面临的困难，调整办学思路，重整旗鼓。他的早期战友，也是办学合伙人王庭俊遇难，不仅使他失去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挚友，更让昌邑教育界痛失栋梁。在王庭俊的家乡王家楼，不明真相的群众还传出一句顺口溜，“王家楼，王家楼，先剪辫子后割头。”这对周边新式教育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有些家长怕再出事，纷纷要求孩子退学，新学期招生也遇到极大困难。鉴于此，于恩波决定，暂时停办育秀小学，其教员和高小部学生合并到王家楼成德学堂，育秀初小部学生暂时在本村分散学习，待局势稳定后再行恢复。于恩波的这一决策，既是对现实困境的审慎应对，亦是对教育火种的有意保全，为后续育秀小学的复校，尤其是育秀中学的成立埋下了伏笔。
撰文：王振江
参考文献：
【1】《民国山东史》，吕伟俊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辛亥革命在山东》，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3】《民国山东通志》，山东文献杂志社出版；
【4】《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5】《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法]古斯塔夫·勒庞著；
【6】《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著；
【7】《昌邑县志》，山东省昌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8】《昌邑文化博览》，王蔚成主编，齐鲁书社2000年版；
【9】《昌邑民主革命史料钩沉》，宋甲其主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出版。
